1990年初冬，陕西米脂的夜气温逼近零下十度。县招待所昏暗的走廊里，一通接一通的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，再转到广州。电话那头不乏熟悉的姓氏，声音一听就知是父亲当年的老战友，可回答却大同小异——“小李啊，这个月单位真紧张，下回吧。”挂断听筒，她把号码本合上，轻声嘟囔：“越老的朋友越怕我，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又要掏腰包。”
眼前的“化缘”窘境，与她当年的显赫出身形成鲜明反差。时间往回拨到1923年10月31日清晨，法国蒙达尔纪的一所简易产房里，27岁的蔡畅抱着刚落地的婴儿对护士说：“手术吧，我还有事干。”为了不再分心，她在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。孩子取名，父亲，彼时正奔走于巴黎工人聚会。若非外婆葛健豪拍板“生下来，我带”，这段生命很可能胎中夭折。
葛健豪是晚清同治四年生人，皮肤黝黑，说话“湘味”十足。1918年，她在湘乡自家厅堂里接待毛泽东、筹备新民学会。次年，这位五十四岁的老太太竟背起行囊同儿女一道去法国勤工俭学，留给长沙邻里一片惊叹。李特特后来说：“外婆的胆子，比很多年轻人还大。”
1927年大革命失败，父母转入地下工作。外婆带着李特特躲进湘乡乡下，深夜挑灯给孩子讲拼音，“在家也得读书。”动荡中她断断续续完成小学、初中课程。全面抗战爆发，1938年春，15岁的李特特被秘密送到延安，随后与毛岸英、朱敏等一同前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。火车驶过乌拉尔群山的那晚，她把脸贴在玻璃上，霜花结成一片，心里默念：“以后会回来吗？”
在苏联，她先学工程技术，后转农学院，空闲时替华语组做电台播音。1945年参加后备军训练，“一个女学生背步枪，其实也没什么稀奇。”1952年，29岁的她搭乘苏联货轮从海参崴到大连，再转北京，才真正踏上久别的祖国土地。
新中国百废待兴，人手奇缺。她自报北大荒农垦，冬天没水喝，就敲开冻得跟石头一样的河冰。两年后，因学过工程，被调往酒泉某基地从事核效应研究。茫茫戈壁，白天黄沙灌满风镜，夜里星空大得惊人，她常半开玩笑：“我一没结婚，二没孩子，就和中子、质子拼命。”1964年首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后，她悄悄写信给外婆：“终于干成一件像样的事。”
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，各单位急缺外文资料翻译。她又被抽调至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所。日日翻阅俄文、英文、法文期刊，译稿堆满走廊。“非得把世界先进技术弄清楚，咱中国农业不能慢半拍。”直到1988年，她才办完退休手续，头发从墨色熬成花白。
闲不住的性格让她盯上了新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。那年经费只有国家拨的十万元，连发工资都捉襟见肘。她听了一下午汇报，回家当晚就写信给几位认识半世纪的叔伯长辈：“国家需要民间帮扶，我来干，您来掏。”信寄出第三天，第一笔两万元到账。她又带头捐出5000元退休金，“不给自己留后路。”
随后的十年，她平均每月有一半时间在路上。青海化隆的土豆地、贵州威宁的山坳小学、广西百色的旱藕基地，都留下她推着棉衣行李箱跋涉的身影。她常说句口头禅：“咱要的不是几张支票，是把穷根铲掉。”为此，她一次次端起电话，给老首长、老同学甚至当年工作只打过一面照的大厂长打招呼。有人拒绝，她就笑着说没关系；遇到痛快人，她只说一句“过几天你会收到公函”，然后匆匆挂断，继续赶路。
基金会账上逐年见涨，到1998年已累计向四十多个贫困县投放一千六百余万元。那一年，她在云南昭通一所海拔两千米的希望小学门口遇到7岁的小女孩。孩子脚背裂口，缠着脏兮兮的布条，却抢着帮她拎箱子。“奶奶，你来过冬吗？”“不，我来给你们找书。”对话只有短短一句，但同行干部愣住了——这老人随口答出“找书”时，像是真把自己的余生只剩这件事。
时间推到二十一世纪，随着更多企业加入公益，基金会的筹资方式日益多元。她知道自己那一套“走亲访友”的老办法已到极限，主动提出退居二线。2000年离任前，理事会授予她“终身理事”称号。有人劝她写回忆录，她摆手：“个人事小，别浪费纸。”
晚年的她住在北京西山一处旧楼，阳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，间或翻翻俄语原版书，或给仍在西部的年轻志愿者写信。2021年4月30日清晨，医院心电监护屏幕归于平直。97年的生命合上篇章，病房里的一摞号码本留给后人发怔——密密麻麻的笔记里，绝大多数备注只写两个字：“可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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